韩杰栋，余姚刑事辩护律师，现执业于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为人和蔼可亲，容易沟通，办案风格亲切耐心，致力于通过良好的沟通为每一个当事人提供优秀的法律服务，做好实事，帮人排忧解难。法律专业知识扎实，办案认真负责，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一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谁都知道法律是立法机构规定的，修改的。是要符合民生，体现民意，服务于人民的。关于一些法律条文是每个公民都很关注的。因为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犯罪的相关政策，就是属于那一类受关注的政策。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共同犯罪数额认定规定。
共同犯罪中是否把犯罪全部数额作为各个共犯定罪量刑的依据，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且争议较多。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有的地是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笔者认为对共同犯罪数额的具体认定标准应从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贪污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贪污、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贪污、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贪污、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弥补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1、主动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被动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主动大部分退赃、退赔，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动部分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3、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缴赃款赃物，未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者损失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10%以下；
4、刑事案件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应该贯彻于刑法实施的各个方面。根据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及其应承担的刑事来准确量刑也当然包含对这一精神的贯彻。
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贪污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
共同贪污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贪污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刑事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
我国刑法典对贪污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平均分配，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犯罪，无论是在哪个时代都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类型。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触犯法律的行为。从而构成犯罪。那么共同过失犯罪有些什么类型呢下面就让为大家带来的共同过失犯罪类型的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共同过失犯罪在客观、主观等几个方面均有别于共同犯罪。这也决定了两者在定罪原则方面的差异性。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他们之间在法律上应具有连带的刑事，从而应对共同犯罪人共同定罪。
而在共同过失犯罪之情况下，虽然各主体的行为共同造成了某一危害社会之结果，但由于他们之间缺乏犯意联络，故仍应对各行为人分别定罪，此即为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行为人只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而与他人的过失行为无涉。
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对共同故意范围内无论是本人还是他人的行为造成的犯罪结果都要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但对于共同过失犯罪来说，每一个人的犯罪都具有单独犯罪的性质，因此各人应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刑事的独立性，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之要旨。
那么，具体如何分别定罪呢结合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论以同一罪名。即是说在共同过失犯罪中，虽然存在不同的实施过失行为之人，其过失行为共同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但他们的过失行为触犯的是同一罪名，故应以同一的过失罪分别予以定罪。
例如前述甲乙二人高楼推物共同疏忽而致砸死路人一案中，他们的行为均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甲乙二人之行为分别定罪。 其二，论以不同罪名。也即对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过失行为分别以不同罪名予以定罪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罪名相异之情况，主要是由各行为人的具体过失行为以及其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
对此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在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过失行为相结合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通常对一般主体按其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确定罪名，而对特殊主体则亦依其自身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来确定罪名。例如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中，应当追究刑事的主体便包括有关领导、林场工人和外流人员。
对有关领导，应基于其特殊身份而追究其玩忽职守罪之罪责;对于有关林场工人，应根据其具体犯罪事实而论以重大事故罪;对于外流人员，则应以失火罪定罪处罚。在各行为人均为特殊主体因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主体身份和行为情况之不同，也决定需对各行为人之行为论以不同罪名。
比如在四川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应当追究刑事的主体包括各级领导、市政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和包工头，他们都具有特殊身份，这就需要根据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不同身份而对其行为论以相应之罪名。对有关领导应视其犯罪事实而以玩忽职守罪定性;对市政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则应论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包工头则应以重大事故罪论处。
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在这一主观心态的支配下在客观上都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因此，共同犯罪的刑事实行共同负责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即各犯罪人首先应当对其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负责;至于其具体应承担的刑事之大小，则又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实际作用来裁量。
而与之不同的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间欠缺共同故意的意思联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在各自独立的单个
